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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所写的诗若与自己的经验有吻合之处就会觉得格外亲切抗日战争

    时间:2022-12-10 18:04:53  编辑:快推网  来源:  浏览:972次   【】【】【网站投稿
    诗人所写的诗,若与自己的经验有吻合之处,就会觉得格外亲切。抗日战争后期,我在四川白沙住了两年,常常遇到巴山夜雨的情况,奶奶住在安徽故乡常来信问我归期,我就把这首诗抄寄给她看,因为这首诗仿佛是替我写的。(《唐人绝句启蒙》析李商隐《夜雨寄北》)我游过灞陵旧址,还折柳送赠想象中的友人,所以读这首词觉得特别亲切。(《唐宋词启蒙》析李白《忆秦娥》)酸风射眸子的滋味,没有经验过是写不出的。我确知这个细节写得十

    诗人所写的诗,若与自己的经验有吻合之处,就会觉得格外亲切。抗日战争后期,我在四川白沙住了两年,常常遇到巴山夜雨的情况,奶奶住在安徽故乡常来信问我归期,我就把这首诗抄寄给她看,因为这首诗仿佛是替我写的。(《唐人绝句启蒙》析李商隐《夜雨寄北》)

    我游过灞陵旧址,还折柳送赠想象中的友人,所以读这首词觉得特别亲切。(《唐宋词启蒙》析李白《忆秦娥》)

    酸风射眸子的滋味,没有经验过是写不出的。我确知这个细节写得十分真实,增加了亲切感。(《唐宋词启蒙》析周邦彦《夜游宫》)

    我读这首词特别觉得亲切,因为引起一些童年的愉快回忆。(《唐宋词启蒙》析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亲切的经验对于赏读诗歌既是如此重要,而对于人生尚未打开、阅历还是空白的孙儿辈,经验不足却正是他们先天不足的短板。所以李霁野先生始终在鼓励他们“多接近大自然,培养多方面的乐趣”,学着“观察、体会、捕捉、描绘”生活中随处都有的美。他甚至时常直接向孙儿们发出建议,身体力行,在日常生活中再现诗的情景与意趣。如在讲元稹《东城桂》一诗时,这样说道:“不知你们可有过诗人的妙想,问问嫦娥要不要在月宫中再种两株桂树?……你们可以写一封信给嫦娥,请她答复诗人提出的问题。她既服过仙药,我想她一定还健在。”在解析杜牧《盆池》中又说:“我家后园虽小,你们也可以仿他的办法掘一个盆池,把明月白云收进盆里。若在池里养几尾金鱼,种几株芙蓉,那就更锦上添花了。”这样的讲诗,不再是干巴枯涩的文字铺排,而是将生活与诗打成一片,生气灌注,现场感十足。有这样一位热爱生活、富于童心童趣、风趣随和的爷爷,用这样一种别开生面、亲切平易的方式,导引自己进入“自然”与“艺术”的高广深远之境,那三位孩童——正辉、正虹与正霞,该有多么幸运。

    在李霁野的诗歌家塾中,生活的经验与诗歌的美感就这样共生在一起。一方面,“生活不仅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也是艺术欣赏的源泉”;另一方面,诗歌提纯美化了生活,把自然的一花一草、一丘一壑,个人的一悲一喜、一颦一笑包容到人类共通的美感经验之中,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应该说明的是,李霁野先生欣赏诗歌的“亲切的经验”都得自个人真实鲜活的生活经历,在明确的时间、地点发生,与特定的人物对象相关联,具有饱满丰盈的细节。有的学者在赏读诗词时,也会给生活经验留出一席用武之地。如沈祖棻先生在《唐人七绝诗浅释》中评析李商隐《夜雨寄北》有这样一段:“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已经摆脱了使自己感到寂寞、苦恼或抑郁的环境以及由之产生的这些心情之后,时过境迁,回忆起来,往往既是悲哀又是愉快的,或者说,是一种掺和着悲哀的愉快。”分析得很细腻深入,但因为缺少与个体经验有温度的勾连,仍不免抽象肤廓,不如李先生回忆夫人来信的亲切可感。在赏析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一词时,李先生一共用了不过1000字,其中有700多字都是有关“童年愉快的回忆”,讲词本身的不过200多字而已。那一段童年回忆有场景、有细节,其实就是一篇有关皖北小城元宵灯市的优美散文,其中描写了“不仅不舞,也不动,只偶然晃一晃头,仿佛刚刚醒来一样”的“懒龙”,甚至还提到“看到了以后同台静农爷爷结成恩爱幸福夫妇的于姐”这样让人读来兴味盎然的小插曲。从来讲这首词,多少名家,能讲得如此亲切有味,让人真有身历其境之感的,大概也只有李霁野先生了。

    读者阅读李霁野先生这两本“启蒙”,如果能够懂得以个人的经验观照文学,同时以文学的美感升华人生,让文学与人生在亲切之中互为镜像、互相生发,他以后无论品鉴文学还是阅历人生都会有别样的眼光与发现。

    李霁野先生的选诗解诗,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种“素人的消遣”。所谓素人,大概意思接近于约翰逊博士所说“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他有他专门家不及的过人之处,自然,也会有素人之所短。譬如,不是那么讲究版本,有些地方可能是依靠记忆导致舛误,如李商隐诗《瑶池》“八骏日行八万里”应该是“三万里”,李群玉《引水行》“十里暗流水不断”应该作“声不断”等;有些词意解释不够准确,如将“危栏”“危堞”之“危”解释成“危险”;其中,还偶有一些史实性错误,如将陆凯折梅寄范晔的陆凯误成“吴陆凯”,大概是把人物属地与人名误连在一起了(考虑到本书的普及性质,对此类明显的错误和版本之讹均直接予以修改)。在分析潘阆《酒泉子》时认为“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这两句是“概括周密在《武林旧事·观潮》中的记载”,这样的说法,以后事证前事,起码是不够严谨。读者于这些地方,也可不必吹毛求疵,刺刺不休,存而学其长,知而略其短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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