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之繇（yǎo）：“繇”通“徭”，戍边作战称“外繇”，大兴土木称“内繇”。汉文帝对外和亲，对内轻徭薄赋，不事兴作，所以百姓“无内外之繇”。

息肩：弛去负担，喻徭役减轻。

粟至十余钱：一石粟价才十余钱，意为粮价极便宜。《史记·平准书》载，汉初“米至石万钱”，《汉书·食货志》载宣帝时“谷至石五钱”。可见《史》《汉》两书记粟价均以石为单位。

新去汤火：刚刚脱离水深火热的灾难。这里是说秦末战乱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如坠汤火，汉朝建立，至文帝时才消除。

因：指顺着老百姓的愿望办事，不干扰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欲然：指汉朝统治者崇尚无为，顺民之欲，希望在秦末的废墟上重新奋发起来。

有德君子：指仁人，这里指孝文帝。司马迁在《孝文本纪》中引孔子言“必世然后仁”，评价汉文帝为仁德之君。

【译文】《史记》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的战争，具有战争史的规模体制。通计《史记》全书，记载古代大小战争从黄帝统一到汉武帝兵征大宛共五百余次，涉及八十二个篇目，字数十余万，约占《史记》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其他任何一部古代史籍所无法比拟的。司马迁写战争，有史有论。对于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战争，总是作绘声绘色的记载。交兵始末，兵略战术，局势变化，写来头头是道。这说明司马迁是一位精通兵略学的历史学家。《史记》载述的重大战争有七十余次。凡重大战争，年表载其目，纪、传、世家载其事，序赞论其是非。《律书序》就是司马迁写的一篇战争论，集中地表述了他的战争观，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认为战争是诛暴救危的自强工具，它既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应当慎重使用。《太史公自序》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这段话概括了《律书序》所阐述的主题。“非兵不强，非德不昌”，这八个字是司马迁战争观的理论核心。兵，即战争。德，指政治。两者相辅相成。国家缺少战争手段就不能自强，但只注重战争而缺少礼、义之德，国家也不会昌盛。“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就是生动的历史例证。儒家排斥战争，法家专注暴力，两家都不免有片面性。但司马迁的观点并非儒法两家的折中，而是吸收了两家的合理内核，以之为出发点，系统地总结了几千年的战争史，尤其是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战争史后，进而上升到理论高度。司马迁从“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中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摒弃了儒家的非战观点，承认暴力在一定条件下的合理性，接近于先秦法家学派的战争观，是一种进步的观点。

（二）认为战争“行之有逆顺”，颂扬顺天而行的正义战争，反对逆理而动的非正义战争。司马迁对战争的这种认识，是值得称赞的，超越了前人。首先，司马迁对战争下了明确的定义，鲜明地提出了区分两类战争的理论。“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世乱，夷险阻，救危殆”，即诛暴、平乱、夷险、救危这四个方面的战争是正义的，反之是非正义的。对照先秦兵家及东汉班固给战争所下的定义，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迁战争观的进步性。先秦的大军事家孙子竟宣称战争的目的就是“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孙子·军争》），这就混淆了两类战争的界线。班固说：“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汉书·刑法志》）。这是儒家的正统观点。“救乱除害”是正确的，儒家颂扬汤武革命就基于此，为司马迁所吸收。但“存亡继绝”却是倒退的历史观。孔子倡言“兴灭国，继绝世”（《论语·尧曰》），目的是维护西周那样的封建局面。按照这一观点，远古的黄帝和近世的秦始皇所进行的统一战争就将被否定。汉儒们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全盘否定秦朝的统一战争，司马迁讥笑他们为“不察其终始”的“耳食”之儒（《六国年表序》）。其次，司马迁对历史上的两类战争作了具体区分，《律书序》列举了一系列两类战争的事例来比较，明其是非。综观《史记》褒贬抑扬的两类战争，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颂扬平乱世的统一战争，反对分裂割据的战争。黄帝、秦始皇、汉高祖诛暴平乱，统一天下，得到司马迁的肯定。蚩尤作乱，项羽分裂天下，汉初七国叛逆，均受到司马迁的批评。二是颂扬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战争，反对暴虐人民的昏乱之君。汤、武兴起，陈涉发难，就是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战争，司马迁予以高度赞扬。而桀、纣、二世败亡，则是罪有应得。三是颂扬诛暴战争，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太史公自序》云“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故《匈奴列传》以实录史事的手法谴责匈奴侵扰中国，司马迁肯定了汉武帝反击匈奴，认为“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应是作《今上本纪》的主要内容。但是汉武帝由反击而走上黩武主义，务要臣服匈奴，从而导致了后期战争的失败，受到司马迁的讥刺。《律书序》极力赞美汉文帝偃武修文，而有意不论汉武帝之用兵，用沉默以寓讽。这一手法也说明了《律书序》正是司马迁之思想，亦正是司马迁之手笔。

（三）认为战争“用之有巧拙”，要兴建功业，必须慎择将相，认真研究用兵作战的方略。《史记》载述古代帝王将相善战者六十余人，给众多的兵家人物作传。司马迁高度评价司马穰苴、太公、孙子、吴起等人的兵法，称赞他们的兵法学“切近世，极人变”，既切合近世社会的实用，又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律书序》列举晋用咎犯、齐用王子成甫、吴用孙武等人强兵克敌的功用，与那些不识时务的世儒相较，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司马迁十分精通兵略，娴于权谋，故载述兵事战阵有声有色。《律书序》所阐述的战争观，说明司马迁是立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高度来总结历史上的战争和兵略理论的，目的是“志古自镜”，供治国者借鉴。《史记》断限，上起黄帝，下迄太初，从战争角度看，即是从黄帝的统一战争起叙事，至汉武帝兵征大宛而结，示历史进程与战争密不可分。司马迁十分注重战争，研究兵略，记载战史，颂扬兵谋，号召自强，抗暴御侮。他对兵政关系作了辩证的理论概括，认为兵与政是保国安民不可缺一的两件工具。他借主父偃《谏伐匈奴疏》引《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平津侯主父列传》）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战争如同“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一样，“诛伐不可偃于天下”；但“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决不能搞黩武主义。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无疑也是值得肯定的。

天官书

本篇选自《天官书》。《天官书》集中“究天人之际”，这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天官，即天文学。古代人们认为天上的日月列星与人间君臣相对应，亦有尊卑等级，“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司马贞：《天官书·索隐》。）实际上天官等级是人间等级的投影。本篇选评《天官书》中“太史公曰”云云三段，一千余字，是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直接评论他们所认为的天文学理论。

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两个分支：一为星占家，观测恒星流彗的隐现，用于占验，《周礼》中保章氏传其学；一为历家，推步日月五星之行义，用于制历法，《周礼》中冯相氏传其学。古代天文学与迷信混杂，星占家讲天人感应，历家讲禁忌。但天象观测和历法推步又是实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史记·天官书》总结星占学，《历书》总结历法推步，把古代天文科学知识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同时又保留了天命论的地盘。因此《天官书》中记载一些天人感应的例证，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天官书》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天象观测，获得了多方面的杰出成就，达到了古代天文学的最高水平。司马迁不愧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天官书》记载天象记录的杰出成就，举其大端主要以下六项：其一，记载了大一统结构的558颗恒星；其二，认识了月食现象的周期规律，“月食，常也，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其三，认识了五大行星运动中的逆行和留的规律；其四，记录了恒星的颜色；其五，对灾变恒星作了记录；其六，对异常天象作了观测记录。此外，还对极光、黄道光、风、云、雷、电等地球物理现象作了观测记录。从天文学角度来看，《史记·天官书》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天文学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天文学史文献。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10)，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