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所写的诗，若与自己的经验有吻合之处，就会觉得格外亲切。抗日战争后期，我在四川白沙住了两年，常常遇到巴山夜雨的情况，奶奶住在安徽故乡常来信问我归期，我就把这首诗抄寄给她看，因为这首诗仿佛是替我写的。（《唐人绝句启蒙》析李商隐《夜雨寄北》）

我游过灞陵旧址，还折柳送赠想象中的友人，所以读这首词觉得特别亲切。（《唐宋词启蒙》析李白《忆秦娥》）

酸风射眸子的滋味，没有经验过是写不出的。我确知这个细节写得十分真实，增加了亲切感。（《唐宋词启蒙》析周邦彦《夜游宫》）

我读这首词特别觉得亲切，因为引起一些童年的愉快回忆。（《唐宋词启蒙》析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亲切的经验对于赏读诗歌既是如此重要，而对于人生尚未打开、阅历还是空白的孙儿辈，经验不足却正是他们先天不足的短板。所以李霁野先生始终在鼓励他们“多接近大自然，培养多方面的乐趣”，学着“观察、体会、捕捉、描绘”生活中随处都有的美。他甚至时常直接向孙儿们发出建议，身体力行，在日常生活中再现诗的情景与意趣。如在讲元稹《东城桂》一诗时，这样说道：“不知你们可有过诗人的妙想，问问嫦娥要不要在月宫中再种两株桂树？……你们可以写一封信给嫦娥，请她答复诗人提出的问题。她既服过仙药，我想她一定还健在。”在解析杜牧《盆池》中又说：“我家后园虽小，你们也可以仿他的办法掘一个盆池，把明月白云收进盆里。若在池里养几尾金鱼，种几株芙蓉，那就更锦上添花了。”这样的讲诗，不再是干巴枯涩的文字铺排，而是将生活与诗打成一片，生气灌注，现场感十足。有这样一位热爱生活、富于童心童趣、风趣随和的爷爷，用这样一种别开生面、亲切平易的方式，导引自己进入“自然”与“艺术”的高广深远之境，那三位孩童——正辉、正虹与正霞，该有多么幸运。

在李霁野的诗歌家塾中，生活的经验与诗歌的美感就这样共生在一起。一方面，“生活不仅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也是艺术欣赏的源泉”；另一方面，诗歌提纯美化了生活，把自然的一花一草、一丘一壑，个人的一悲一喜、一颦一笑包容到人类共通的美感经验之中，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应该说明的是，李霁野先生欣赏诗歌的“亲切的经验”都得自个人真实鲜活的生活经历，在明确的时间、地点发生，与特定的人物对象相关联，具有饱满丰盈的细节。有的学者在赏读诗词时，也会给生活经验留出一席用武之地。如沈祖棻先生在《唐人七绝诗浅释》中评析李商隐《夜雨寄北》有这样一段：“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已经摆脱了使自己感到寂寞、苦恼或抑郁的环境以及由之产生的这些心情之后，时过境迁，回忆起来，往往既是悲哀又是愉快的，或者说，是一种掺和着悲哀的愉快。”分析得很细腻深入，但因为缺少与个体经验有温度的勾连，仍不免抽象肤廓，不如李先生回忆夫人来信的亲切可感。在赏析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一词时，李先生一共用了不过1000字，其中有700多字都是有关“童年愉快的回忆”，讲词本身的不过200多字而已。那一段童年回忆有场景、有细节，其实就是一篇有关皖北小城元宵灯市的优美散文，其中描写了“不仅不舞，也不动，只偶然晃一晃头，仿佛刚刚醒来一样”的“懒龙”，甚至还提到“看到了以后同台静农爷爷结成恩爱幸福夫妇的于姐”这样让人读来兴味盎然的小插曲。从来讲这首词，多少名家，能讲得如此亲切有味，让人真有身历其境之感的，大概也只有李霁野先生了。

读者阅读李霁野先生这两本“启蒙”，如果能够懂得以个人的经验观照文学，同时以文学的美感升华人生，让文学与人生在亲切之中互为镜像、互相生发，他以后无论品鉴文学还是阅历人生都会有别样的眼光与发现。

李霁野先生的选诗解诗，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种“素人的消遣”。所谓素人，大概意思接近于约翰逊博士所说“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他有他专门家不及的过人之处，自然，也会有素人之所短。譬如，不是那么讲究版本，有些地方可能是依靠记忆导致舛误，如李商隐诗《瑶池》“八骏日行八万里”应该是“三万里”，李群玉《引水行》“十里暗流水不断”应该作“声不断”等；有些词意解释不够准确，如将“危栏”“危堞”之“危”解释成“危险”；其中，还偶有一些史实性错误，如将陆凯折梅寄范晔的陆凯误成“吴陆凯”，大概是把人物属地与人名误连在一起了（考虑到本书的普及性质，对此类明显的错误和版本之讹均直接予以修改）。在分析潘阆《酒泉子》时认为“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这两句是“概括周密在《武林旧事·观潮》中的记载”，这样的说法，以后事证前事，起码是不够严谨。读者于这些地方，也可不必吹毛求疵，刺刺不休，存而学其长，知而略其短可也。